會有那么多中國人,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河長什么樣子嗎?

原標題:會有那么多中國人,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河長什么樣子嗎?

看看這黃河 浪高過頭

匆匆的鳥兒 飛過高樓

千山和萬水 哎 哎喲

岸上這人兒 這急流

你走的時候 招一招手

拉手的人兒 各自白頭

喝下這酒啊 哎 哎喲

唱下這歌兒啊 這急流

哎喲哎喲 難回頭

哎喲哎喲 難回頭

看看這黃河 浪高過頭

匆匆的鳥兒 飛過高樓

千山和萬水 哎 哎喲

岸上這人兒 這急流

你走的時候 招一招手

拉手的人兒 各自白頭

喝下這酒啊 哎 哎喲

唱下這歌兒啊 這急流

哎喲哎喲 難回頭

哎喲哎喲 難回頭

當這首《急流》在紀錄片《大河唱》里響起,有些情緒戳中了心窩。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熱火朝天的時代,的確一去再難回頭了。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快,快到我們甚至沒有時間再去回望故鄉,看看生養我們的山河。

正在院線熱映的音樂紀錄片《大河唱》,聚焦的是這個難回頭的時代里,黃河岸邊的民間藝人們:說書人劉世凱、花兒歌手馬風山、百年皮影班班主魏宗富、民營秦腔劇團團長張進來,而從黃河邊走出的歌手蘇陽則串起了過去與現在,鄉土與城市。

時代奔涌向前、永不停留,但其中卻總有些人,也總有些情感,不那么容易被沖刷。《大河唱》里,那些誕生于黃河邊的民間音樂,在歷史的急流里,為我們留下了雄渾又溫柔的力量。

今天的文章,來自紀錄片《大河唱》的導演柯永權,他用柔情又克制的筆觸,記述了紀錄片拍攝的前前后后,以及其中打動他的吉光片羽。如同他所說:如今的我們過著濃縮的生活,一個西方人活三百年才能經歷的事情,我們只需要三十年。聚首、分離,變成了最平常的事。世界變化太快,“無根”成了常態。我們在都市里飄著,無法落地......

但好在,我們還能歌唱。這些音樂仍然能打動今天的我們,因為它們歌唱的并非僅僅只是黃河邊的歲月。在這些吟唱之中,我們聽到的是自己的生活。

撰文 | 柯永權

廣東吳川人,先后就讀于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新聞與傳播學院。2013年畢業后,繼續以緩慢的速度進行紀錄片創作。2016至2019年在《大河唱》中擔任導演、攝影及剪輯。

此刻我人在北京,剛送走了各色花粉,又喜迎楊絮柳絮。被過敏季節所糾纏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故鄉的四季。跟北京比起來,那里的生存條件屬于另一種維度的惡劣,卻依舊讓我懷念。

故鄉是位于北回歸線以南的一個海邊小鎮,常年無冬。每年春天,我們會迎來回南天,衣服永遠也晾不干;夏天的午睡總是伴隨著電閃雷鳴的對流雨,像鬧鐘一樣準時把人叫醒;秋季開學沒幾天就會放“臺風假”,我們趴在窗口,看高高的椰子樹如何被風吹倒;到了所謂的“冬季”,眼巴巴地等待西伯利亞寒流的到來,期待有生之年能親歷一場大雪。

這就是我那悶熱潮濕的故鄉,一片本該孕育大江大河的土地。然而發源于兩廣山區的河流,自北往南奔流兩百公里,便遇到了浩瀚無際的南中國海。一場計劃中的長途旅行被迫終止。

只有通過教科書我們才得知,在北方有一條大河,人們稱之為母親河。我們的祖先在此耕種、繁衍,并孕育出了發達的文明。我們那位從未出過廣東省的老師,操著不標準的普通話,繪聲繪色地向我們描述這條河的奔騰、雄渾,對巴顏喀拉山、黃土高原、幾字彎、壺口瀑布如數家珍。年紀尚小的我們,并不理解千里外的一條大河跟自己有何關系,但能感受到她有一種讓人口口相傳的魔力。

作者:《大河唱》劇組編著

版本:樂府文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9年7月

2008年夏,我收到了清華的錄取通知書。動身前往北京之前,正是奧運會開幕的日子。我們守在電視機前,看著一個接一個的大腳印緩緩踩過北京的夜空。隨后一位紅衣小女孩登場,《歌唱祖國》的歌聲在鳥巢響起:

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們親愛的家鄉……

寬廣美麗的土地,是我們親愛的家鄉……

我就這樣離開了這個十八線小城。晚上九點,列車到了鄭州花園口,緩緩駛過一座鐵橋。華北平原的夜色中,我沒聽到河水拍岸,更看不見那水的顏色和清濁。車輪與鐵軌在黑暗中撞擊,發出有節奏的鐵質的聲音。我想象著腳下的這條大河,她一定流得很慢,很慢,像一位蹣跚的老人。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黃河。

這個瞬間,僅僅是35小時旅程中的1分鐘。它在我的記憶中漸漸變得不再清晰了,但一直無法抹去。我想我是莫名其妙地被感動了。

2016年春夏之交,我在浙江建德拍一部紀錄片。拍攝對象叫樹根,是一位 “九姓漁民”。他們祖祖輩輩以船為家,漂泊在新安江上,直到近年才在政府的組織下上了岸。

樹根生在船上,長在江中。父母給他取名樹根,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扎根于土地,免受水上漂泊之苦。但上岸定居后的樹根漸漸發現自己難以適應這種生活。于是他把妻女在小鎮上安頓好,自己重新回到了江上,成為了一名新安江守林人。

樹根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艘小船,唯一的食物是江里的魚,唯一的娛樂是一把吉他。在大部分日子里,他獨自待在水邊的小屋里,與世隔絕。在必要的時候,他又會開著小船逆流而上,出現在老婆孩子的身邊。這個木訥少言的男人,像一個謎。

那個時候,我已經對人類逐水而居的故事產生了一定的興趣。人與江河的關系總是多樣而有趣。在我看來,樹根是在江中找到了一個避風港。作為大江的子孫,作為一個丈夫和父親,他如何在入世和出世之間掌握一種微妙的平衡?

《大河唱》電影劇照。

但是我并不會有足夠的時間來找到答案。按照媒體紀錄片的慣常操作,我們只能在幾天的周期內完成這個人物的拍攝,然后轉戰下一個人物,最后通過解說詞串聯起一個完整的“故事”。于是我們爭分奪秒,于是我們設計擺拍,于是我們努力地把畫面拍得更漂亮,試圖借此消除一種源于深處的空洞感。有時候,看著樹根在我的指揮下成為了一個牽線木偶,我感到有些東西已經違背了初衷。

拍攝樹根的間隙,我接到了老雷的電話。他問我知不知道蘇陽,我說不知道。想不想拍黃河,我說想。在西北扎扎實實地待兩年,拍一部關于蘇陽與黃河的音樂紀錄片,你來嗎。我說,聽起來有點意思。

掛了電話,我搜索了“蘇陽是誰”,然后開始在網易云音樂聽他的兩張專輯。那個下著小雨的清冷的夜晚,像極了孟浩然所寫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一千多年后的今晚,一位同樣遠離了故鄉的游民,站在同一條江邊,聽著那來自西北的聲音,感受到了一種與孟浩然類似的情緒。我是從蘇陽的歌聲中聽到了亙古不變的鄉愁啊。

隨后我打開了微信,回復老雷:西北見。

老雷是我的老師。再往嚴重了說,我的專業從土木轉到新聞,跟老雷有莫大的關系。而我在他的引領下進入了紀錄片這一行,則是鐵證如山的事實。

在此之前,他帶著我的師兄們做了《喜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宮修文物》,并且一直在推動紀錄片進院線的實踐。而我最佩服老雷的地方,是他總在竭盡全力為我們爭取最大的創作時間、空間和自由。要知道,清影慣用的這套影視人類學創作模式,與當下浮躁的社會氛圍是相向而行的。

看看我們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屏幕越來越多,信息越來越碎,人們的耐心越來越少。低頭族再也無法忍受手機0.01秒的遲滯,宅男宅女再也無法忍受外賣小哥1秒鐘的晚到,資本家再也無法忍受員工一天只工作8小時。電視節目的片尾字幕滾得越來越快,快到你看不清任何一個名字。就連我寫這篇文章,也盡可能地少用長句,少長篇大論,唯恐耽誤了讀者的寶貴時間。

這是時代的發展,也是慢性子們的哀歌。

有些人再也無法躲進小樓,安心花時間去打磨一部作品。各種良莠不齊的資本開始涌入,效率、增長、收益、回報,成了我們不得不直面的高頻詞。阿貓阿狗們的分析聽起來都頭頭是道,無不指向勝利的天平、成功的頂峰。他們在你耳邊鼓吹商業模式,一夜暴富,薅流量,割韭菜,宣告我們生活在“最好的時代”。于是社會成了一個屠宰場,人心開始蠢蠢欲動。

我倒是覺得做一根韭菜挺好的,但求你有點耐心,讓我長高一點,再舉起你手中的鐮刀。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耐心很重要。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時間會告訴我們最后的答案。

相對我們短暫的一生,相對我們所處的這個短暫的時代,黃河已經在地球存在了百萬年之久。她曾擁有水草豐茂的時期,也曾飽受風沙的困擾。當然,不管人類如何作妖,黃河的水還在以相對穩定的流速,淡定地東流。

而我也即將踏上尋找這條大河的旅程。2016年下半年,我辭去上海的工作,搬到了北京,成為一個自由的紀錄片工作者。在《大河唱》中,我將拍攝兩個人物:蘇陽與黃河。

2016年7月20日,北京暴雨,老天爺給北京下了8個密云水庫的雨量。沒稟告天地鬼神,也沒敬盧米埃爾,《大河唱》在這一天匆忙開機。而蘇陽是第一個進入我們視野的拍攝對象。

蘇陽身材不高,精瘦,隔三差五就去剃個寸頭,花15塊錢只留3毫米的那種。他喜歡穿黑衣,后來演變成只穿黑衣。夏天愛穿那種黑色的老北京布鞋,冬天好像還穿老北京布鞋。大家都喜歡叫他老漢,或者蘇伯伯。他走在大街上,一定是人群中最不顯眼的那一個。

沒人看得出來,老漢曾經是位搖滾青年,在銀川也算個體面的人物。后來,他剪掉及腰的長發,平生第一次穿上白襯衫,攥著幾首新歌就闖進了北京“十三月”唱片公司的辦公室。與老板盧中強見面之后,蘇陽覺得這公司不錯,還給報銷公交月票,于是安心住著公司給租的員工宿舍,就算是開始在北京上班了。沒過多久,第一張專輯《賢良》就發布了。

那個年代,時髦的人開始寫一種叫博客的東西。蘇陽也開了博客,寫寫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當下,也回憶回憶當年學琴打架的往事。我就是在他的博客里第一次見到了馬風山,張進來,劉世凱,魏宗富他們。

記得他寫馬風山是個西海固地區的村官,愛唱花兒,記錄了不少馬風山唱的花兒歌詞和唱法特點。那時候我對花兒沒概念,看了蘇陽記下來的歌詞也難以留下印象。但我記住了馬風山老家貼著的那張字畫,老馬自己寫的:

你是家中梁,生活要思量,梁折家遭殃,生活無保障。

你是父母心,牽掛重千斤,兒走他鄉路,親人淚滿襟。

你是妻子天,莫讓天塌陷,天塌人心寒,妻兒怎么辦。

你是子女山,為兒擋風寒,山倒無人靠,人見人心酸。

你是家中梁,生活要思量,梁折家遭殃,生活無保障。

你是父母心,牽掛重千斤,兒走他鄉路,親人淚滿襟。

你是妻子天,莫讓天塌陷,天塌人心寒,妻兒怎么辦。

你是子女山,為兒擋風寒,山倒無人靠,人見人心酸。

不久后我跟隨蘇陽到了馬風山的家中。他們已經搬離山溝溝里的老家,住進了政府統一蓋的移民安置房。我終于見到了記憶中的那張字畫。幾行小字是用油性筆寫在白紙上的,字體不算清秀。旁邊貼著一張豪車張貼畫,擺著幾盆花。這一切跟我想象的畫面,完全不一樣。有一種夢想照進現實的恍惚感。

馬風山

馬哥的生活并不容易。他的父親是阿訇,屬于那種唱了花兒會被人說閑話的家庭。人言可畏,但馬哥也只能繼續唱著,這是他排解生活壓力的唯一方式。但唱花兒也沒收入,家里好幾口人還等著他養活。于是他最近開始找一些臨時工干,給人裝配電箱。“生活所迫,從頭開始,勞動可以忘掉一切,加油!”看到他發了個朋友圈。

蘇陽最常去的還是鹽池劉世凱的家。每次去之前,蘇陽都會在小賣部里買上兩瓶酒,一箱牛奶,給老劉拎過去。我想起了小時候跟著大人走親戚的時候,他們手里拎著的也是差不多的手信。

老劉的兩個老伴兒都去世了,平時自己一個人過得極為隨便。蘇陽決定在老劉家做頓飯吃,于是找了個小商店買了點菜。老劉的小孫女聽說蘇陽要來,給爺爺打來了電話,說讓等等,她要來找蘇伯伯。

于是我們等著小孫女到了,就一起往老劉的家里走。到了一看我們都傻眼了:家徒四壁,灰塵滿地。沒有煤氣灶,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正經的做飯和吃飯的地方。

蘇陽動作倒是麻利,他翻出了一個電磁爐,到鄰居家借了一些水,迅速地洗了菜,切菜,下面,一看就是廚房老手。老劉在一旁也不知道怎么幫忙,于是玩起了蘇陽的吉他。小孫女憑著自己對吉他的理解,教爺爺應該怎么撥弦。

飯后,倆人坐到炕上,彈起了各自的三弦和吉他。老劉先是唱了自己最近編的《劉世凱傳》,講的是他苦難的一生。然后又給蘇陽唱了一段陜北民歌《珍珠倒卷簾》。

正月里來是新年,岑彭馬武奪狀元。

岑彭箭射金錢眼,馬武刀劈九連環。

二月里來龍抬頭,王三小姐上彩樓。

繡球打在平貴手,王侯公子結冤仇。

三月里來三月三,桃園結義弟兄三。

正月里來是新年,岑彭馬武奪狀元。

岑彭箭射金錢眼,馬武刀劈九連環。

二月里來龍抬頭,王三小姐上彩樓。

繡球打在平貴手,王侯公子結冤仇。

三月里來三月三,桃園結義弟兄三。

這首流傳于西北黃河流域的民歌,從一月唱到十二月,又從十二月倒著唱回一月,各詠唱一段中國古代的歷史人物或神話傳說,上下縱貫三千年。

只需要三根弦,一張嘴,劉世凱把自己幾十年的人生,以及這個國家幾千年的歷史,向我們一一道來。這個場景,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腦海里。

《漢書》中寫到,古有采詩者,擊鐸鄉間,采風而獻之,以正聽。說的是周朝的采詩官巡游各地采集民歌的事。有了這群人,才有了如雷貫耳的《詩經》,并讓兩千多年前的詩意得以流傳至今。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陽很像一個在21世紀擊鐸采詩的人。當然,他不是官員,他只是一個來自銀川的廠礦子弟。沒有人指使他去做任何事情,我們甚至感受不到他太大的野心。他默默地踏過西北的千山萬水,卻在無意中向我們證明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多么的可愛和偉大。

《大河唱》劇照,左為蘇陽。

有一次,我們又一次從西北歸來,在安定門內大街的一家面館喝酒,蘇陽比我們先醉了。他開始目光失焦,喃喃自語。“如果把撥片放下來,不去唱歌……我不知道我要去做什么……”“能打垮多少人,會被多少人打垮……那是你的命運。重要的是……走出去,走到前面去……對吧?”

我們都沒有說太多,只是靜靜地聽著這個失意的中年男人,端著一杯二鍋頭,絮絮叨叨。在我們身后,透過取面的窗口,能看到老板在緊忙活著,熟練地拉出顧客需要的韭葉、二細。

我想,如果民歌就是那碗拉面,那蘇陽一定是一位不安分的拉面店老板。他想的是怎么改良這碗面,好讓全世界的好吃之人都嘗到這種美食并且理解個中滋味。無疑,在美國快餐日本料理韓國烤肉開滿大街的時候,這是維持拉面活力的最佳辦法。

2018年7月20日,在地球對面的哥倫比亞麥德林詩歌節,在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的詩人們的見證下,《大河唱》拍完了最后一個鏡頭。很久以后,我發現這與我們開機的日子是同一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大河唱》拍了整整兩年時間。

在麥德林,我看到臺上臺下的人們,長著不同的面孔,說不同的語言。但在那個夜里,所有的隔閡都被打破了。能感覺到有一種歌聲,來自地球另一端,穿透地心之后被唱進了現場所有人的心里。他們似乎聽懂了這種來自東方的語言,現場氣氛變得有些瘋狂。

我相信他們是真的聽懂了,因為……現場屏幕同步打出了歌詞的西班牙文翻譯。他們開始齊聲跟著臺上的蘇陽唱了起來:張大哥,李大嫂,放下你的擔,哦……

這一次,在麥德林的蘇陽,比在上海的老魏運氣要好一點。沒有人質疑他為何還停留在過去,沒有人追問他為何不作出改變。反倒是這些此前完全不知道皮影和花兒為何物的哥倫比亞人,向蘇陽一遍又一遍地提出疑問,這些音樂元素來自于哪里,在中國還有人唱嗎?

有的,當然有。此刻我們應該還有千百個老魏,老劉,老張,老馬,在老家唱著。雖然以后可能不會再有小魏,小劉,小張,小馬了,但是現在還有個小蘇在干著這事。他不光唱岑彭、馬武、秋胡、魏征,他還唱張大哥、李大嫂、王二姐、李大爺。他唱的既是過去,更是當代。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他唱的就是我們自己。

離開哥倫比亞的時候,我們在機場候機。一群哥倫比亞小孩在這時坐到了我們對面,瞪著大眼睛,好奇地看著這幾張東方面孔。坐在左邊的小孩膽子大,開始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紹:我叫Jesus,旁邊這位是Samir,我們來自卡利,你們呢?

我也自我介紹了一番,然后問他,卡利這個地方聽起來很熟悉,我應該知道這個地方。他很興奮,說你居然知道卡利,歡迎你去我們家玩,我們家旁邊有一條河,叫考卡河。

我想起來了,前幾天聽一位哥倫比亞詩人說過這條河,是他們國家的母親河。我說太好了,我家旁邊也有一條河,叫黃河。歡迎你到中國來找我玩。

其實我家離黃河遠著呢。這個謊言不知如何就從我嘴里脫口而出了,而且順理成章。

他聽了很高興,從爸爸手里拿來筆記本和紙,讓我寫了我的名字,以及電話,郵箱。我下意識地用漢字寫了自己的名字,卻沒想到這三個方塊字把他們吸引住了。這幾個小孩圍上來,每人都寫了自己的西班牙文名字,讓我幫忙起個中文名。

突然間我成了一位來自遙遠東方的起名大仙兒。于是我拿起紙和筆,一一滿足。其他人都好說,這個Jesus該叫啥呢。

我想了想,大筆一揮:耶穌。

臨走時,耶穌說他下了飛機就給我發郵件。我說好,我等著。

如果真能與耶穌在中國重逢,我會帶他去西北轉轉,看看黃河。這個地方我待了兩年,熟悉。

2018年夏天,我們與剪輯師卡爾擠在三里屯幸福三村一間炎熱的小房子里,商量如何從1600小時的素材里剪出一部90分鐘的電影。

隨著氣溫的升高,氣氛卻慢慢陷入僵局。

“我信你個鬼(笑),會有那么多中國人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河長什么樣嗎?”卡爾反問我們。他認為人物的故事已經足夠,沒有必要畫蛇添足。

卡爾來自德國,是一位優秀的電影剪輯師,十多年前因機緣巧合開始在中國工作。他過往的作品里,我最喜歡《蘇州河》。但這一次,我們面對的是一條比蘇州河更為復雜的河流。

我們努力解釋:也許我們身處的這個國家實在是過于遼闊,以至于大部分中國人的一生,根本沒有機會親自踏足河邊,去感受她的氣息。而在大眾媒體中出現的黃河,又總是充滿了刻板印象。大家久而久之便以為,黃河是渾濁的,奔騰的,也是容易干涸的,危險的。但是當我花了兩年時間從源頭走到入海口之后,我才意識到我們所面對的,是一條情緒極為豐富的河流。

在青海三江源保護區內,我見到了當年老師向我們提及的巴顏喀拉山。山腳下,卡日曲和約古宗列曲靜靜流淌。我們驅車再往上游走,已經沒有成型的道路。爬上一座山丘之后,藏族向導黑哥把車停下來,“兄弟們,這就是我們母親河的源頭”。

若非親眼所見,我們無法想象一條大河,就發源于這些星星點點的小水灘。

唐朝貞觀年間,一批探險者們曾“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他們抵達這一片區域之后,看到的是遠比今天要寬闊的水面。在夜里,甚至可以從水面上清晰地看到天上的星宿。從那時起,黃河的源頭就被稱為星宿海。

坐飛機離開三江源的時候,我選了靠窗的位置,準備再看她一眼。畢竟今日一別,不知何時再會。

這個視角的黃河,讓我想起了薩爾加多所拍攝的亞馬遜河。在文德斯的紀錄片《大地之鹽》里,攝影師薩爾加多花費8年時間,拍攝地球上尚未遭到破壞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還保持著原始傳統文化的人類族群,并起名為《創世紀》。

我第一次意識到,當代的影像跟遠古的生活圖景,距離并不遙遠。而我們則繼續沿著黃河順流而下,試圖追尋先人遷徙的足跡,給大地和山川寫一封誠摯的情書。

在青海省興海縣曲什安鎮,黃河切開大地,為兩岸的小麥送去水源和養分

寧夏吳忠,為了拍到突降的大雪,攝影師壯爺扛著攝影機和腳架在風車下狂奔

甘肅蘭州,人們離開了河邊的家園,來不及搬走沙發

在山東濟南,早起拍攝黃河的我們與同樣早起的幾位城市美容師不期而遇。在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之后,我們在一旁跺腳取暖,他們則放下笤帚,挨個把眼睛湊在我們攝影機的取景器前面,以另一種視角對黃河完成了一次觀看。

我們問這位大叔,您看到啥了。大叔回答:啥也沒看見!隨后哈哈哈一笑。

抵達山東東營入海口的時候,黃河又趨于平靜。灘涂上單調地長著兩種植物:黃色的蘆葦和紅色的黃須菜。當地人把黃須菜叫做紅地毯,它們在黃河三角洲年年生發,歲歲枯萎,秋天是其顏色最為艷紅的時候。

遠處,勝利油田的磕頭機不舍晝夜地工作。我們走到其中一個磕頭機之下,聽到它發出的嗡嗡的電流聲和清脆的機械碰撞的聲音。這些向大地叩問并索取石油的機械怪獸,為黃河自西向東的漫長旅程畫上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句號。

隨后我們折返到河南。在鄭州花園口,我們又一次早早起來,卻遇上了大霧,遠處的黃河大橋變得不再清晰,荒草叢中分布著零星的白色垃圾。我想起來,十年前,火車就是從這里穿過了黃河,開向了茫茫的北方的夜。

在等待霧氣散去的時候,我坐在黃河邊,腦子里閃過了十年里的很多瞬間。最悲傷的事情不是年華逝去,而是發現自己已經被生活所馴化。最歡喜的事情不是找到了熱愛的行當,而是我終于漸漸看清世界的面貌。總之,一切都難以回頭。

那時候楊植淳正在甘肅環縣的大山里拍攝皮影藝人老魏。他跟我說,前幾天夜里坐在老魏的三輪摩托上,聽著《喊歌》上山,他流淚了。

我說沒什么好丟人的。之前在北京的時候,我在夜里聽《急流》,也莫名其妙地開始抹眼淚。

看看這黃河 浪高過頭

匆匆的鳥兒 飛過高樓

千山和萬水 哎 哎喲

岸上這人兒 這急流

哎喲 哎喲 難回頭……

看看這黃河 浪高過頭

匆匆的鳥兒 飛過高樓

千山和萬水 哎 哎喲

岸上這人兒 這急流

哎喲 哎喲 難回頭……

這種樸素地歌頌土地和生命的曲子,可以很輕易地擊中直男們的淚點。

此刻在黃河邊上,我良久地注視這急流,得到了一絲喘息。

一個西方人活三百年才能經歷的事情,我們只需要三十年。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上上輩開始洗腳上田,上一輩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到了我們這一輩,已經不知土地為何物,鋼筋水泥才是我們的森林。親友之間的聚首、分離,變成了最平常的一件事情。世界變化太快,“無根”成了常態。我們在都市里飄著,無法落地。

不過在拍攝《大河唱》的這兩年里,我發現這個國度還有那么一些人,每天都很踏實地踩在泥里,唱的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就開始流傳到現在的歌。雖然也不得不面臨時代的沖擊,但他們比我們都要淡定得多。我會不自覺地想去親近這幫人,看看他們的生活,聽聽他們又唱了一些什么,說了一些什么。

想起皮影藝人魏宗富站在山溝溝里,倚著鋤頭問老天爺,你再不下雨,今年這豆子就白種了。 其實我們也和老魏一樣,是靠天吃飯的人。遠遠地看到一片云,它飄過來了就是久旱逢甘露。它要是沒飄過來,老魏會支起幕布,點個亮子,唱一出神戲跟老天爺好好說說。我們會支起攝影機,把時間都裝進這個黑色的盒子里。

2019年的春天,我又回到了久違的故鄉,沿著那條熟悉又陌生的河走了很久,給她拍了一些照片。當我第一次如此認真地審視這條河流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其實每一個人的身邊,都有一條大河。

本文內容系獨家內容。作者:柯永權;編輯:走走;校對:翟永軍。本文原標題為《尋找一條大河》,選自《大河唱》同名電影書,樂府文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9年7月版,經出版方授權刊發。未經出版方或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我們書寫城市,就像舊時的農民歌詠土地|蘇陽專訪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任編輯:

聲明: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號系信息發布平臺,搜狐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
免費獲取
今日搜狐熱點
今日推薦
2014白姐透码诗全年